| 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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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25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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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电影在80年代后所呈现的状况和特色都极具启示性，既涌现新浪潮的一批年轻导演们，为香港电影带来新意；而娱乐电影上与好莱坞电影有许多的共同元素，发挥了电影的娱乐性，拓展了香港电影的多元化可能。上海电影人早在40年代已经来到香港，在传统地域文化的基础下，秉承了上世纪上海电影文脉，我们可以在香港电影里找到似曾相识的一些东西，正如学者李欧梵所言，30年代的上海风景在50年后的香港身上复活，上海与香港互为她者，带有同质性的她者。其中，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可以从关锦鹏的《阮玲玉》（1992）一片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关锦鹏把阮玲玉这个悲剧人物在30年代和90年代交错的叙事结构，表现出他的创作野心，不过，与他和工作小组在搜集资料与访问不少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老影人的过程相比，后者更是我们希望看到，尤其听到孙瑜和吴茵在接受访问不久逝去的消息后，我觉得更有意义。
改编张爱玲小说也是香港电影人的至爱，《6月新娘》（1960）、《南北一家亲》（1962）等影片早已出现。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一个不是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带有西方气息的，这个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文体，正好是香港人自身的感受。我们最近可以看到来自香港对中国恐怖电影类型片早期开拓者马徐维邦的《夜半歌声》（1937）的复制品。不过，真正展现电影风色的香港电影，要等到80年代后，许鞍华的多部作品，如《上海假期》、《半生缘》；徐克的《上海之夜》（1984）渲染的是一种乐观浪漫的末世情怀；还有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作品。无论是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还是以30年代上海为背景的电影多不胜数。如果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展现的是上海纸醉金迷的氛围；那么，台湾侯孝贤的《海上花》（1998）则把上海“定格”为一座19世纪的精致城市；而由中台港合作的影片《上海假期》，是描写关于一个生长在美国的小男孩，利用短暂的假期第一次回到上海祖父家，由此引起东西方的文化碰撞。由于台湾剧作家吴念真缺乏想象力的剧本构造，过于刻意描绘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道德观念的冲突，限制了整部影片的想象空间，但许鞍华在处理日常风景时，总带有一份别致的诗意，阳光下的旧房子，比起一些造作的场面设定更有意思，这份情绪的处理手法在她日后的《半生缘》中显得更为出色，许鞍华说：“在气氛上，现在的香港与当时的上海非常接近。”
无可否认，香港电影中有相当浓厚的怀旧色彩。
电影的“怀旧”是对一个逝去年代的“再现”，往往，其情境、氛围、形象、记忆，都通过某种形式对一个城市的影像“再现”，在城市意象的复制以及再生的过程，正是电影的本质。对电影历史的尊重，是一份成熟的人文精神表现，能够说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89）就是时代怀旧的表现吗？导演的种种琐碎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断片，电影基本上就由这些记忆投射到整部作品。
在香港电影中，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对于另外一座城市的记忆，总是通过一个好奇的眼光，本来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在香港电影人的影片中，对于上海，却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怀旧”情绪。
王家卫更着重于展现“异国情调”的一面，形成了王家卫的电影指向空间，将费穆的《小城之春》和成濑巳喜男的《浮云》搬到《花样年华》的世界里。讲述的是一段发生在1962年香港的婚外情，上海话、高领旗袍、挤逼的公寓、纳丁·高的爵士乐等元素，加上起用神情忧郁的梁朝伟，这些符号在王家卫的电影世界中开花，形成一部充满“上海情绪”的作品，并成为观众识别的一个标签，相比于费穆的《小城之春》是另外的一个影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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