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从有了历史记载以来，就有了昆虫鸣叫的记录。尤其是在华夏大地，我们的祖先就用数千年的劳动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而虫文化以及其中典型代表的蟋蟀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最早一部诗集《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五月螽斯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另据史料记载，我国养斗蟋与鸣虫始于唐朝天宝年间。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于枕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从那时起，斗蟋蟀开始成为我国民间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也是最具东方色彩的中国古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南宋为蓄养鸣虫斗蟋蟀最著名的时代。这时蓄养鸣虫斗蟋的用具已由金银竹板笼发展到万盆泥罐。1966年5月，在镇江宋代古墓就曾出土过蟋蟀盆泥罐随葬品。南宋宰相贾似道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

　　明清两代，是中国虫文化、斗蟋史中的鼎盛时期。

　　在明朝，人们发明了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鸣虫品种也大大增加。除了蟋蟀之外，其他鸣虫也成了人们手中常带的玩耍之物。

　　到了清代，斗蟋更加兴旺，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穷乡僻壤、从帝王将相、社会名流雅士到学堂儿童，善养者千千万万。乾隆皇帝亲笔为鸣虫题诗，诗题为《咏络纬》：群知络纬到秋吟，耳畔何来唧唧音？却共温花荣此日，将嗤冷菊背而今。夏虫乍可同冰语，朝槿原堪入朔寻。生物机缄缘格物，一斑犹见圣人心。

　　悠悠二千年的漫长斗蟋史，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几位虫友相聚一处，谈论养虫之道或论选蟋蟀秘诀或言格斗趣闻，既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精神生活，又加深了相互间的感情。但是玩物不当，就会适得其反。

　　“正确认识蟋蟀这项娱乐活动，既不能因它而玩物丧志，更不能将蟋蟀和赌博联系起来，否则，千年蟋蟀文化将有可能走进死胡同，更别说去弘扬了。”北京市工商联文化产业商会会长张文成特意强调，这也是他多方努力，要求成立鸣虫专业委员会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专业性的组织，引导中国斗蟋文化向健康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