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如果作为人名，就是指电影《纽约黑帮》里面的主人公。当他遇见杀父仇人“屠夫比尔”时，“屠夫”问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他一面将仇恨深埋于心，一边回答：“阿姆斯特丹。”“你是阿姆斯特丹？那我就叫纽约。”

　　从地理和历史角度分析，只要纽约没有杀死自己的祖父，它就不会是阿姆斯特丹的杀父仇人，因为阿姆斯特丹还算得上纽约的父亲：当年的纽约就叫做“新阿姆斯特丹”。而阿姆斯特丹曾经是欧洲最大的港口，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1580年到1740年的繁荣阶段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黄金时代”，海运贸易和金融业就在此时空前发展，艺术也达到辉煌的高峰。不过既然是“时代”，有开始就有结束，海上的霸权被英国夺走，阿姆斯特丹也转型为工业中心。继续向后翻阅它的城市历史，上世纪20年代的再度繁荣、1928年成功举办奥运的喜悦显得多么短暂，30年代遭受经济衰退的重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军蹂躏又叫人伤透了心。

　　战后的阿姆斯特丹默默地重建家园和重建经济，也重拾心情和重拾自尊。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一切再也无法以“默默”来形容，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最激进和敏感的地区之一，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质疑，学生和妇女为自身权益越战越勇，四面八方的嬉皮大军蜂拥来到这个仿佛具有魔术的圣地。真正“激进”的时期其实相对短暂，但今天阿姆斯特丹的形象在那时候已经开始形成。

　　以一个首都的标准衡量，阿姆斯特丹算是小的，整个城市的主要商业和生活区域都能以轻松的散步形式半天走遍，只要不被一圈又一圈运河环绕的奇特地形搞乱了方向，不在那些17、18世纪美丽的房子前面忘形地驻足不前。也正因为小，虽然荷兰是西欧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阿姆斯特丹又是荷兰首都，但常住人口也只有70多万。它能紧随伦敦、巴黎、罗马稳坐欧洲最受欢迎旅游城市第四把交椅，足以证明规模和人口绝非城市魅力的主要标准。城市不仅像人一样有生命，而且像人一样有性格，阿姆斯特丹堪称以性格取胜的典范。

　　现在提到阿姆斯特丹，哪怕心中碰巧没有太多怒火需要发泄，又暂时想不起还需要忘我地争取一些什么，却仍然会感到一种明显的兴奋。这个地名早就不仅代表这个用半天就能轻松走完的城市，只要不拘泥于具体的景观、建筑，让眼神稍微散漫，这个地名就能引起更远的联想，它还代表着自由、宽容、开放和共存——对色情业及致幻药物的容忍是其中最边缘、最易引起关注的，谁都有权反感，但那始终只是这个城市性格里很小的一部分。当初在真正激进的年代，城市的主题是“一切改变都有可能”，今时今日的主题则有更大的气魄，那就是“一切都有可能”。阿姆斯特丹对西方年轻人的吸引力超越了一个所谓“旅游目的地”，如果想用“最爱欢迎旅游城市”的话题来向造访阿姆斯特丹的外地青年搭讪，你应该听不到他／她这么说，但他／她很可能这么想：“什么？！我怀着最纯洁的热诚踏上征途，只因为我的心早已在这里，你竟然说这是……‘旅游’？！”

　　无论能否称为“旅游”，他／她都一定会去阿姆斯特丹的李兹广场（Leidseplein）和伦勃朗广场（Rembrandtplein），前者的文化和休闲气氛永远浓厚，后者则是热门的夜生活区域，它们常年吸引着这个城市的年轻一代。不过这两个具体的聚脚点真的不重要，关键在于整个阿姆斯特丹是西欧及其他地方年轻人向往的聚脚点。这里的人具有这个城市的性格，他们理应不介意和别人分享“阿姆斯特丹人”的身份，只要也跟他们一样天生有型，哪怕是后天改进的，效果顺眼也可以考虑。

　　假如在阿姆斯特丹街头见到有人像丹尼斯·伯格坎普那么玉树临风，或者像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那么威猛潇洒，恐怕谁都愿意相信自己刚好碰上这两位超级巨星回到出生地。但真相是：伯格坎普和克鲁伊维特只代表“阿姆斯特丹出品”的平均水准。

　　如果像他们一生活在伦敦，你可以……

　　■花5.8欧元在李兹广场旁边的CITY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花2.5欧元买一束福禄花，或者花7.5欧元买一束洋桔梗。

　　■花1欧元在自动售货机购买一罐汽水。

　　■在麦当劳抽烟，然后花5.25欧元买一份超值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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