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际遇和情感许多时候是相近、相通的。《北京晚报》3月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我家：爱情VS白酒》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以问天为名的作者，用貌似调侃的笔调，讲述了自己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即将被白酒葬送的故事。身为女儿的问天，看到母亲———一个在事业和家庭中绝顶出色的女性，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与宿敌———心爱的丈夫几乎每晚都要在应酬中饮下的过量酒精，做着千般斗争而最终宣告失败的痛苦；看到人在其位欲罢不能的同样优秀的父亲，在百种挣扎与无奈中逐渐被白酒吞噬的惨剧，只好以指问青天路在何方的万般沉痛，写下了这篇和着泪水的独白。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根治这个家庭20年来的痼疾是否能起到一点儿作用，但是，这令人心灵震颤的文章，从一个侧面所反映出的颇具代表性的社会问题，绝不只是某个家庭的悲剧。时下，许多地方的单位和部门在酒桌上办公事、无节制地以酒量定乾坤的恶劣风气，真是到了令人警醒的地步！

　　无独有偶。我今年大学毕业的女儿，眼下正在某单位总经理助理的位置上，度过她的试用期。一心想把工作做好并且平素就心重的她，碰到了一个为之头痛的、绕不过去的难题：因为身体原因，她不能喝酒。虽然在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已得到了上司“可以不喝酒”的允诺；虽然总经理每次都在应酬的酒桌上，对她百般保护千般照顾，令至今仍滴酒未沾的女儿和我感激万分，但是，孩子的压力显而易见：

　　看着本应自己为之挡酒的总经理，被客人们灌得面红耳赤，连车都不能自己开回家去；况且这位体恤下属的领导，早已被酒精伤了胃，办公室里成堆的胃药就是佐证。

　　听着本单位前辈语重心长的话：“酒量就等于销售量！”耳闻有的年轻同事曾喝得住进了医院，回来还是得照喝不误，再目睹同仁们被灌得摇摇晃晃去卫生间大吐一通后，不得不又举起了害人的酒杯……

　　为此，女儿的心近来天天充斥着挥之不去的不安和负疚感；女儿的口，每每归来都要和我谈论这个有关喝酒的话题。正在庆幸女儿在当今就业形势颇为严峻之时就比较顺利地找到了工作，不再用我这个一直在病中的单身母亲操心的时候，她不能喝酒的现实，成了我们母女俩遇到的新问题。为此，我倒真希望女儿是个凡事不上心的大大咧咧的粗线条，不至因生性善良体贴和认真负责这样苦恼。由那句“酒量就等于销售量”的话引申开去，我们还隐隐地有了一种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仅仅因为不能喝酒而不胜任甚至是丢掉工作的危机感（如果喝酒也是工作的话）。而牺牲女儿的健康，冒着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去换取这份工作，更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于是，我们和问天一样，遇上了一道人生难题。在这个具有相当广泛社会性并且积习难改的问题上，问天一家和我们母女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和斗争的。

　　其实，从耳闻目睹中，我知道，那些因为工作上的应酬不得不在饭桌上酗酒的人，私下里大多是捏着鼻子硬着头皮上阵的，是情非得已之举。有些人还为此付出了健康，丢掉了工作，牺牲了家庭和后代，甚至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譬如问天父亲那个东北的好友）。这样巨大的代价，却使我们走不出非如此就不能显示其真诚友好与胆量能力的怪圈，不能理直气壮地对这似乎是永无休止的恶劣风气大喝一声：“不！！！”我想，那些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工作交往和人际交往中，是绝对不会存在这等现象的。以黄段子佐酒，一个个喝倒为止，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的“新发展”，要坑害多少人多少家庭才是个尽头？！不说这种酒桌上的应酬是否都在必需之列，不说全国每年要在这方面花费多少宝贵的资金，不说这种风气代代相传会有怎样的恶果，如果我们的工作和事业，到了必需在酒桌上大展宏图的地步，那么它的前途，是可以想见的。

　　实际上，遏制并逐步消灭这种危害的办法并不复杂。只要我们有了同仇敌忾的社会风气，“主客随意，适可而止”八个字就不失为一剂良方。为了妻子们深夜企盼丈夫平安归来的双眸，为了孩子们渴望家庭和睦完美的心愿，为了年轻人能够丢弃苦恼、身心双健地投入工作和生活，更为了根治我们这个日益走向文明富裕的国家的陋习和顽疾，我们要大声地问那些在应酬中端起酒杯的人们：“难道你们就不能对这害人的习俗和恶劣的风气勇敢地说‘不’？！”因为，《国际歌》中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挣脱这桎梏的希望，就在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