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乘火车旅行，对我终始是一个痛苦的梦魇。今年春节是回中原老家过的，又旧梦重温，其中的痛楚与酸涩非亲身经历难以体会。

　　买票难

　　买票是第一难。我准备2月1日回家，早早就开始打听，得知只能提前四天订票。电脑上网、打电话的路子也试过，永远是忙，能把人急死。单位附近有家订票点，我一大早赶到那里，发现它已经被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了。从里面挤出来的人都沮丧地摇头说没买到票。人声沸鼎，售票小姐的嗓门很高，传到自己耳朵的都是“没了”“别问了，没了”。一看这阵势，我想赶快到别的地方去吧。三0一医院东边也有个订票点。我去一看，也是老长的队，排到跟前不知是猴年马月，因为有其它事，我先去了恒基中心，办完事出来，我看见恒基中心东面也有一个订票点，我凑到跟前一看，原来排队的人手里都有一张“条子”，他们说凭“条子”才能在这取票，至于从哪儿能弄到“条子”，恐怕是问了也白问。一个朋友愿意帮忙，电话一个劲儿地打什么驻京办、旅游公司、接待处，关系都动用上了，但手机电池打完了，希望也破灭了。赶紧往西客站去吧。他排一个队，我排一个队，笑称之曰来个双保险。漫长的队伍一点一点往前蹭，我快到窗口的时候，朋友黑着脸过来了。说“没有，卖完了”。我不放弃，排到跟前也被告知“没有”。我拿出记者证和某铁路局发给我的“路风特邀监督员证”，求了半天情，给了两张票——没有座位的站票。相对于哪些买不到票的人来说，我已经够幸运了——我这样安慰自己。

　　进站难

　　我的车票是2月1日下午5：50。2月1日下午5点钟，我和妻子来到西客站大厅进门的安检处，发现气氛很紧张。一些穿制服的人大声吆喝着“你，过来！”“你你说你呢！”多是一些农民工模样的人从行进的队伍中被揪出来，大包小包打开看看。而其它没有被叫出来的人的箱子在X光机上过一遍就行了。

　　候车大厅里，人多得只能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了。黑压压的人头，一张张焦灼的脸，使我不由想起但丁《神曲》里“地狱的走廊”。开始检票了。人群的蠕动明显加剧，像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导引涌向大厅顶端的检票口。工作人员的训斥声，被冲散的人们的呼喊声，在母亲怀里的孩子的尖声哭叫，被挤在墙边动弹不得的老人的呻吟，组成了悲怆的“交响乐”，然而一旦冲过检票口以后，马上变成最快的快板，人们的步伐一下子转成了冲锋的节奏，下天桥、过地道，全都是三步并作两步，年轻体壮者更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但是，等大家挤到车厢跟前的时候全都傻了眼，车上人已经满了，车门口都挤了大堆的人，而后边的人还在往前涌，现在已经难以想像我和妻子扛着两个箱子带着三个包是怎样上去的，只记得我和妻子起初无法看见对方的位置，通过声音知道都已上车且行李都在的时候，竟然暗自庆幸——真不错，终于上来了。

　　上车难

　　列车缓缓起动后，上车后的兴奋很快为忧虑所取代：天啊，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呀！这节车厢定员是108人，但至少挤进了300人，车厢接口处，过道里洗脸处，厕所里、座位前、小桌上，座椅靠背上，总之一切可以甚至不可以落脚的地上挤的都是人，我站在第一排座位间的过道上，座位上坐了10个人，但我前后左右狭小的空间里竟站了15人之多。

　　人们开始骂娘。“他妈的，不知道能装多少人？卖这么多票！”“他奶奶的，我大清早就去排队，窗口一开我第一个买票，但也没座号票，都他妈的到哪里去了。”“坐到家里71块，站到家也是71块（指从北京到漯河）真他妈不合理。”

　　我旁边坐着的两个民工半晌没吱声，这时说话了：“谁说71块呀！我们的票是高价买的，140块一张呐！”

　　换票难

　　车厢里空气不流通，味道很快就不对劲了。有些人开始抽烟，混着人们身上散发出的汗臭，简直令人窒息，心想这样下去，我即便扛得住，妻子也非晕倒不可。我下决心，无论如何也得找到车长想想办法。我把行李丢在地上，只身往前挤，要知有多难，从时间上就可见一斑，从12号车厢顶部，挤到8号车厢，用了2个小时。列车长从列车员休息的地方硬挤出两个铺位。然后利用在一个车站待避的时间，从8号车厢下去，从站台上跑到12号厢，列车员从外面开门，我上去叫上妻子，提上行李，又从站台上跑到车上。等躺在铺位上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从地狱到天堂的感觉。但想想从买票到上车的经历，想想其他还在硬座车挤着的人，我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了。

　　2三趟车三种感受

　　□本报记者林春霞

　　为了在新千年的第一个春节树立起好形象，今年春运期间，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向旅客作了“走得了”、“走得好”等种种承诺，这些承诺是否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兑现？记者在春节旅途中做了亲身体验，然而感受最深的依然是交通运输部门在服务方面种种不尽人意之处。

　　◆北京至洛阳：这趟车有点冷

　　今年春节，记者赴河南洛阳大哥家过年，在路上得了感冒，病因是车厢太冷。2月1日，记者乘坐的531次北京至洛阳普快硬卧，没有空调，夜里每人只盖一个小羊毛毯，室外气温估计在零下10度以下。许多乘客夜里被冻醒，有的在床上蜷成一团，直喊冷，有的索性起来找自己衣服盖。记者也被冻得直哆嗦，从包里将随身所带的衣服都翻出来作被子盖。尽管如此，整个被窝还是冷冰冰的，记者钻在被筒里身子一动也不敢动，生怕一动身冷风钻进被窝里。

　　第二天早上6点钟左右，就有许多乘客因不堪受冻而早早起床刷牙洗脸，把水房挤得水泄不通。一些在排队等候洗脸的乘客发起了牢骚：“躺在床上挨冻，下来洗脸挤得半死，以后这样的车尽量少坐。”

　　与记者同一车厢的乘客们向乘务员反映情况，而乘务员却不理睬，大家非常不满，睡在记者下铺的一位乘客说：“车里没有暖气，被子最起码也要厚一点。一床旧得起球的小羊毛毯，单层盖着太薄，折成两层盖，长度不够，又遮不住脚。往年天气暖和，没有空调，盖一床毛毯不觉得冷，而今年冬天气温偏低，怎么能仍让旅客盖一床小毛毯?”

　　◆洛阳至温州：这趟车有点怕

　　在大哥家过年后，正月初五（2月9日），记者从洛阳乘坐长途卧铺汽车去温州老家。(从洛阳至温州，没有直达火车和飞机)。据说，春节坐长途汽车很不安心，一是怕出车祸，二是怕遭抢劫，三是怕用餐和解手不方便。因此，上了车，记者心里一直惴惴不安，不停地打量着车里每位乘客，看看里面是否有面目可憎可疑之人。不看也罢，一看吃惊不小，车上40多位乘客，大多数是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其中有五、六个小伙子，不修边幅，形迹十分可疑，于是记者提高了警惕。听说，有些歹徒藏在长途汽车里，深夜趁汽车开往偏避地段再作案。从9日当日中午上车一直到半夜，记者都没合过眼，车里的其他人都在呼呼大睡，记者仍竖着耳朵，听周围动静……

　　第二天七点钟左右，汽车抵达浙江诸暨，记者估计已度过安全期，才开始昏昏入睡。不到1个小时，司机停车让乘客们下车到马路边的一家小饭馆吃饭。一位老板模样的人从屋里冲出来对乘客们吼道：“快点去吃饭，不吃饭，每个人都要交5元钱。”随后，一条用铁链栓在店堂两侧偏房门口的大黄狗开始摇头摆尾，“汪、汪、汪”直朝客人吼叫，帮它主人助威。见此情景，乘客们都乖乖地掏钱吃饭了。

　　◆温州至北京：享受了一回特权

　　到了温州，记者又开始张罗返回北京的火车票。自去年春节从成都飞往温州的一架飞机在温州瑞安坠毁以后，许多温州人出门都不敢坐飞机，改坐火车，因而今年春节温州火车票十分紧张，其中温州至北京的102次火车更是难买。

　　2月12日，记者去温州火车站想买一张14日温州至北京的102次硬卧票，售票员告诉记者，13日至16日温州至北京的102次硬座都售完，如果因公务临时急需，需找站长签字特批。后来记者找到温州火车站站长，批了一张硬卧票条子，又在售票窗口足足挤了两个小时，才凭条子买到一张硬卧票。

　　3虚设的“窗口”

　　□本报记者杜登彬

　　为了不耽误上班，记者正月初一就来到长沙火车站，为的是能提前购到票。在车站售票厅看到，为记者、军人、教师等特设的窗口无人当班。

　　那就到其他窗口排队吧。等轮到我时，一位女售票员听说我要买正月初六回北京的卧铺票，头也没抬地说：“没票。明天来。”又问，这位售票员满脸不耐烦地说：“你没长眼睛看吗？墙上不明明写着只能预售前四天的票吗？”再问，人家就是不搭理了。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就和妻子往火车站赶，为的是能提早排队购上票。此时，记者窗口仍冷冷清清的，没有售票员。

　　等排队轮到我时才被告知，正月初六的卧铺票没了。一旁边一个人见我惊讶的样子说：“卧铺票卖了一会就没卖了，你们还瞎排什么队？这点常识都不懂，傻帽！”

　　妻子是省内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而且该电视台在当地颇有影响。她一听说这么早就没票了，怎么也不相信。一气之下，就要找车站领导。见到该站一位当班领导后，妻子责问人家：“为什么票才卖这么一点？”这位负责人见是省电视台记者，连忙表示，只要回单位开个证明，“票可以考虑”，“保证不会出现‘弄’不到的现象”。

　　回家后，妻子马上打电话给一位同事让其帮助办理车票。正月初五，妻子的同事打来电话说火车票已买到。下午见到妻子单位的同事，他刚从火车站出来，手里拿着一大叠卧铺票，见面就说：“台里好多人请我买票，这不，你看好多。”问怎么弄到的，他说：“火车站留了那么多票，怎么会弄不到呢？”

　　车上，恰与北京空军某部一副营长上下铺。谈起买票经历，副营长一脸不满。“原来火车站还有个军代表处，可以请他们订票，现在连军代表处也没有了。火车站有个军人售票窗口吧，可是像聋子的耳朵，中看不中用，因为十有八九这个窗口没有售票员。”

　　4孕妇历险记

　　□本报记者段树军

　　每年春节，我都要回东北老家过年，每次返回北京买车票便成了件难事。一个人的时候也好对付，挤硬座也能回来。

　　但今年春节，妻子已有五个月的身孕，买不到卧铺票是根本不能走的，而在车站根本买不到卧铺票，所以我就托朋友，朋友的朋友把我们送上车，忙活了一阵也没有安排上卧铺，最后，补票的列车员看在妻有孕在身的份上卖给我们两张卧铺车厢里的票，但没有号，只能是在车厢里的边座坐着。

　　在卧铺车厢里坐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一位睡在上铺的先生说，他再有半个多小时就下车了，可以先让我妻子到上面躺一会儿，我马上就去找列车员和列车长，希望能把这个空出来的卧铺先调给妻子用。

　　可列车员却说，这个铺不能给我们，因为空出来的铺已经被当地车站预先卖出去了，可是车到站后，这个铺却没有来人，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后，车厢里来了一对夫妇，列车员要求我妻子把铺位给那位先生，我对列车员说：“这个铺也不是这位先生的呀。”我说能不能看在孕妇的面上，就把这个卧铺给我们，列车员态度很坚决，但为了妻子，我坚持不让铺。列车员只好把那位先生安排到别处去了。过了一会儿，列车员又过来催我们让出卧铺。我真有点急了，心想这个铺好不容易弄到手，怎么也不能再让出去了，我拿出记者证给列车员说：“我把这个东西押在你那，让你列车长来找我吧。”——拿记者证吓唬人，我也是没办法了，列车员就没说什么，也没再赶我们走。

　　5买票的疑惑

　　□本报记者杨明炜

　　1月29日，记者乘坐545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出发，前往广水站。在途中，记者接到朋友电话，邀请去武汉呆两天。记者只好去找列车员办理延长票手续。列车员反问记者是否报销。听此，记者心生疑惑，说自己是生意人，不能报销，列车员说：那就给她几十元，她可以帮记者到达武汉站时送记者出站。记者追问这几十元钱是交给车组吗，列车员则说不必多问。后来，记者谎称还是想要一张票妥当。就上8号车厢去办理延长票手续。一位年轻的列车员在得知记者要办延长票时，还追问是列车员让记者来办理手续的吗，记者说是。而小伙子拿着记者递给他的100元钱，露出不解的神情。

　　记者在春节后返京又遇到类似的“怪事”。在列车卧铺车厢上，有4位孝感老乡，他们都没有卧铺票。

　　他们告诉记者，他们在花园站找熟人上的卧铺车厢。这些都让记者感到非常疑惑。

　　6我还算幸运

　　□本报记者邓娟

　　连续二十多天雨雪交加后，武汉终于在正月初三天晴了，武昌火车站广场上却已人流如织。

　　上午十点多，我走进售票厅时，每个售票窗口都摆起了长阵，买票的大都是民工，好不容易排到窗口，却被告知初五到北京的卧铺票没有了。

　　排队的滋味怪可怕的，便问：“别的车次呢？”售票员在电脑上查询到，从汉口到北京西还剩一张硬座票，如果再等两天，初七、八正遇上民工潮高峰，可能只有站的份，我生怕错失良机就赶紧买了。

　　家在武昌，我却只得绕过武昌火车站，过江到汉口上车。汉口火车站广场上，设置了一些到福州、厦门、汕头、深圳、珠海等地的临时车次站牌，候车室里坐不下，黑压压的队伍耐心地站在广场上等候。

　　我乘坐的那趟列车晚7：32发车，不到6点，两名工作人员拿着喇叭大喊大叫：“K78次的乘客注意了，可提前上车，每人多收5元钱。”